1.1 一个类似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冷战结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的长期趋势将导致一个“普世文明”的论点的基础上,对此第三章将作讨论。——原书脚注
1.2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欧洲多数邦国代表达成的一批协议的总称,它结束了欧洲长期混战(包括西班牙荷兰80年战争和德意志30年战争)的局面,划定了各国疆域和确认了它们的主权。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标志着当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转折点。——编者注
2.1 用“东方”和“西方”来识别地理上的区域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北方”和“南方”有被普遍接受的两极的固定参照点。“东方”和“西方”却不具备这样的参照点。问题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是东方和西方?这完全取决于你站在何处。西方和东方最初大概是指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然而,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远东实际上是远西。对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来说,西方意味着印度,而“在日本‘西方’通常意味着中国”。见威廉·E·纳夫《从日本观点看“东方和西方”问题的回顾》,载于《比较文化评论》杂志第13—14期,1985年秋和1986年春,第228页。——原书脚注
2.2 那么犹太文明又如何呢?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很少提到它。从信仰者的人数来看,犹太教显然不是一个主要文明。汤因比把它描述为一个从早期叙利亚文明中演变而来的被抑制了的文明。它在历史上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联系,而且犹太人在几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文化认同保持在西方的、东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文明中。随着以色列的建立,犹太人有了文明的所有客观认同:宗教、语言、习俗、文学、体制以及领土的和政治的家园。但是什么是它的主观认同呢?在其他文明中生活的犹太人的文明认同程度各有不同。从完全认同于犹太教和以色列,到一般信仰犹太教和完全认同于他们居住地的文明。然而,后者主要发生在居住在西方的犹太人中。见摩德凯·M·卡普兰:《作为一种文明的犹太教》(费城:犹太教复兴运动出版社,1981年版;初版于1934年),主要见该书第173—208页。——原书脚注
2.3 格劳修斯(1583—1645),荷兰法学家,其《战争与和平法》(1625)确立了国际法的标准。——编者注
3.1 海沃德·阿尔克曾准确地指出,我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在“定义上排除了”世界文明的思想,因为我把文明定义为“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当然,这是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使用文明一词的方式。然而,在本章中,我暂且把这一定义放宽到使其可以容纳全世界的民族认同于独特的全球文化的可能性,这一全球文化补充或取代了西方的、伊斯兰的或中华意义上的各种文明。——原书脚注
4.1 那些认为一个普世文明正在并且一定会出现的人们,以及那些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人们,几乎普遍忽略了权力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他们拒绝承认,其论点的逻辑需要他们支持西方扩大和巩固其对世界的控制,而且如果其他社会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们就会恢复旧的信条、习俗和实践,而这对于普世主义者来说是有碍进步的。然而,那些为普世文明的优点辩护的人,通常不为世界帝国的优点辩护。——原书脚注
4.2 事实上,真纳是毕业于伦敦的林肯律师学院,李光耀毕业于剑桥大学,班达拉奈克毕业于牛津大学。——编者注
8.1 
8.2 拉斯帕伊所著《圣贤营》一书1973年首次出版(巴黎:罗伯特·拉夫兰特版)。在法国对移民问题的关切日增之际,又于1985年发行了新版本。1994年,当马修·康奈利和保罗·肯尼迪在《大西洋月刊》第274期(1994年12月)上发表的题为《一定是非西方反对西方吗?》的文章加强了美国人对移民问题的关注时,这部小说也极大地吸引了美国人的注意力。拉斯帕伊为1985年法文版所写的序言后又在《社会交往》第4期(1993—1994年冬季号,第115—117页)上用英文发表。——原书脚注
9.1 阿卡城(Acre)是地中海西岸的一个港市。在现今以色列西北部。——编者注
9.2 10至11世纪天主教会内部的一次僧侣运动,主张教皇有权废黜君主。——编者注
9.3 应当指出,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表述,至少在美国存在着用词上的混乱。人们以为,关系“好”是指关系友好、合作,关系“坏”是指关系敌对、对抗。这种表述混淆了两个很不相同的方面:友好还是敌对;可取还是不可取。它反映出美国人特有的想法:在国际关系中,和谐总是好的,冲突总是坏的。然而,把关系好等同于关系友好,只有在冲突永远不可取时,才站得住。当布什政府为了科威特而向伊拉克开战,使关系变“坏”时,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这是“好”。为了避免“好”究竟是指可取还是指和谐,“坏”究竟是指不可取还是指敌对这一点上的混乱,我在本书中说“好”和“坏”,只是指可取和不可取而言。有趣而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美国人赞成美国社会中不同意见、集团、党派、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自己社会中的冲突是好事,而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却是坏事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我所知,尚无人认真研究过。——原书脚注
9.4 本书作者在此处及下文中所述中国领导人或中国文件的言论,绝大部分是摘自美国和港台报刊,我们的译文则是按此书原文转译,希读者明鉴。——编者注
9.5 指美国1899年和1900年两度照会英、德、法、意、日、俄六国,要求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求“机会均等”。——编者注
10.1 原文如此。——编者注
10.2 在我于《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没有一句话比“血腥的伊斯兰边界”招致更多的批评了。我的判断是基于一份有关文明间冲突原因的调查报告,大量不带偏见的资料完全证明了它的正确。——原书脚注
12.1 奎格利在一个可能是正确的,但未得到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有力支持的预测中总结道:“西方文明于大约公元500年时尚不存在;在将近公元1500年时达到鼎盛时期,它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肯定会消亡,或许是在公元2500年之前。”他指出,那时,中国和印度的新的文明将取代被西方破坏了的文明并进入扩张阶段,对西方和东正教文明构成威胁。见奎格利著《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初版于1961年),第127页,164—166页。——原书脚注
12.2 布鲁图(公元前85—42年),古罗马人物,刺杀凯撒的密谋集团首领,行刺后逃往马其顿,兴兵与凯撒派势力交战,公元前42年取得第一次腓利皮战役的胜利,但在三周后的第二次交锋中,败于安东尼和屋大维联军,遂自杀。——编者注